| ‧許知遠 2009/11/27 |
上圖：作者＆他的照片
副標中國意象是我下的，這篇文章對我而言是如此，他說的是我對中國的意象，還有一點解答。不過，重要的還是中國的經驗，要如何讓台灣別步上後塵。
這篇文章我注意的是他談到對岸的聲音，是怎麼被消音，還有那群抗議的人的反應、後果。我個人也是不認識他，只是剛好在今天閒來無事上去看看新聞，看到了這篇文章。我覺得他所說的「中國」跟我想像中的還蠻像的，所以把它轉過來，當然，裡頭不只講中國的現象。我對裡面的反對者比較有興趣，他文章裡寫到了一些作家，提到一些代表中國反對那邊的聲音，是怎麼被官方以及群眾忽視，因而邊緣化。這一點，讓我心中警惕起來，因為台灣也在走中國了路子，我擔心在台灣的反對聲音會走上他們的後塵，這是第二個原因。
中國的三峽大壩是對岸最大的工程，可是文章中所講的，讓這個水壩看起來「像」是個政治失誤的產品。這也讓我想到台灣可有不少例子，「確實」是個政治錯誤的產品。而我們怎麼處理？他們又怎麼處理？文章沒提，不過這可以留著來看看。
我覺得最合我對中國的想像的，就是他說中國對待異議聲音的方式，他說那樣子的對待像是個沒有自信的國家。是的，我也這樣覺得，我覺得中國如此的害怕自己人說話，害怕西藏獨立（連最起碼的自治都不敢）、封鎖維吾爾衝突的消息，讓人不能接觸到中國的內部，更遑論那些禁書禁影片，極權國家的作法了。這種種措施，在我這一代看起來很奇怪。我總以為大陸不該這樣做，因為那感覺像個畏畏縮縮的人一樣，見不得外人的樣子。還有，他們的成功，其實也跟台灣一樣：沒有奇蹟，只有剝削。只是我們看到的都是剝削的榮景，沒去注意到背後的奴隸。
By the way， 那個評論挺白爛的（想看的可以連過去看，我沒轉）。世界上無奇不有，在看過不少瘋子之後，我現在真的是相信這句話了。
三峽工程的隱喻（上）
原網址：http://mag.udn.com/mag/world/storypage.jsp?f_ART_ID=223494
此刻的中國，你可以讀到任何東西，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，我們有了互聯網，但它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。
戴晴這樣說。二十年前，她在中國無人不知，一個勇敢、富有才華的新聞記者，不懈的社會活動家。她對尋求真相抱有異乎尋常的熱忱，她追尋王實味、儲安平的命 運。他們都因拒絕在意識形態面前放棄個人的正直和獨立的思想，而被淹沒在扭曲的歷史煙塵中。她編輯出版了第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的重要文集，提醒人們注意它可 能導致災難性後果。她也體驗過牢獄之災。
在過去二十年中，她仍勤奮寫作，投身環保活動，但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知曉她了。她最近出版的關於張東蓀的傳記，只能在香港與臺灣發行。她當年 傾力反對的三峽工程，則一步一步、不可阻擋地成爲現實。在此刻中國的公共空間，她的聲音消失了。它不是來自於直接的壓力與限制，而是讓你淹沒在更多、更雜 亂的資訊中，它讓你的言論無法轉化成有效的行動，而使言論僅僅淪爲一種姿態，聽衆們則變得厭倦、以至於反感。
三峽工程再恰當不過反應出這種新的現實。一九九零年代初，富有正義的學者們仍極力表明自己的反對，即使一向被視作像皮圖章的全國人大都有三 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場。但引人爭議的工程最終還是在政治權力的主導下通過了，不同意見的專家被剔除出顧問名單。在接下來的十年中，巨大的移民工 程、環境的隱患，吸引了新聞記者的注意，他們見證、描述了大工程下的個人悲劇。他們甚至也揭露出，工程所需的投入比當初計劃得要多得多，帶來的經濟前景則 不似當初描繪的美好。但工程已經開始，它有了自身的邏輯，很多組織和個人，都依賴它獲取現實利益。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，終止它則意味著某種政治決策的 失誤。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願意冒險去否定上一代的遺産，也不願意承擔未來的歷史責任。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，當三峽大壩最後一方混凝土澆築完畢時，沒有 一位高級別的官員出現在現場。
似乎沒有什麽力量，能夠停頓大壩繼續生長。它變得越高大，質疑的聲音就愈顯微弱。而當抗議只能停留在表層現實，不能進入深入的分析，或通過 已有的組織轉爲行動時，抗議就變得雷同，讓人厭倦，公衆轉而尋找更新鮮有趣的東西。抗議者也身陷無力，而只能更加強調自己的姿態。賈樟柯二零零七年的電影 《三峽好人》像是無力情緒的隱喻——錯誤難以被糾正，一切都已發生，我們最後能做的僅僅是將抗議轉化成審美經驗。
三峽工程不也正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隱喻嗎？所有的異議聲音，都將被某種方式吞噬和擠壓掉。這個過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之後的萬馬齊喑，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肅殺冷漠，而是讓你緩慢地自我放棄，不可救藥地被邊緣化。
如果說戴晴仍因昔日名聲和活躍，仍因居住在中國，而被視作一個標誌性的人物，那麽這次在法蘭克福書展中與她同時倍受爭議的貝嶺，則更少爲人 知。多年前，我第一次讀到他編輯的《傾向》。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，我坐在北京大學東門外一條小巷中的一間咖啡館裏發呆。臨桌一個瘦弱的男子正從書包裏拿 出那幾本書，這不是公開發行的出版物，他正在說服咖啡店的老闆能夠代賣，這多少有一點點風險。我記得當時隨手翻閱過，卻沒有購買。我和朋友們在興致盎然的 談論去做一個網站。對我們來說，矽谷是這個時代的中心，即使你熱愛寫作，也該去思考數位年代的商業規則，或是創辦一本像《連線》這樣的雜誌。《傾向》仍在 談論思想、文學、甚至是流亡作家，它顯得太陳舊了，似乎和這個充滿希望、機會蜂擁而來的中國社會脫了節。我們都還年輕，希望自己迅速富有、著名、被人喜 愛，從矽谷到中關村，一些青年人已經展現了他們直線式的成功奇蹟。誰想成爲一個愁眉苦臉的流亡作家？
（作者電郵：edmund.z.xu@gmail.com，更多文章參見 《2009：中國紀事》 ）
【2009-11-27 聯合新聞網】
三峽工程的隱喻（中）
原網址：http://mag.udn.com/mag/world/storypage.jsp?f_ART_ID=223495
制政體、意識形態控制並未改變，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共産主義陣營國家，匈牙利像是個天堂，它更富有、也更自由，人們說它是“牛肉湯共産主義”。但只有敏銳如米克洛斯才會大聲指出，這是天鵝絨監獄。監獄的鐵欄杆雖然套上柔軟的天鵝絨，但它仍是監獄。
藝術家與知識份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，但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。他們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，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，甚至相互依賴。在這種 情況下，異議者遭遇的挑戰，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壓迫，也來自他的同行、他的讀者與觀衆。他們擔心他的挑戰，會破壞掉既有穩定的局面，危急他們的個人生活， 擔心他們已享用到的穩定和富足再度失去。這種焦慮，會轉變成怨恨和疏離，他們遠離這些異議者，拒絕給他們支援甚至注意力。“絕望的無政府主義是他們保持個 人獨立的唯一方式。”米克洛斯評論說。
權力對比的失衡、溝通渠道的堵塞，是催生無政府主義者的溫床。除去姿態，他們無可依靠，然後他們又被姿態吞噬。戴晴與貝嶺成爲世界媒體關注 的中心時，不是因爲他們的作品，而是因爲他們的姿態。比戴晴和貝嶺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。自從他二十年前寫了一首觸犯政治忌諱的長詩以來，他坐過監 牢，四處流亡，堅持他獨特個人風格的寫作——關於中國底層人物命運的訪談。他的作品出現在紐約的《巴黎評論》這樣的精英讀物上，翻譯成英語和德語，他也是 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邀請的作家，但卻像之前的幾次嘗試一樣，他根本出不了國門。
“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事，我們才能被外界所知。”他不無絕望地說。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，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個更小 的國際市場，沒人知道他的努力。即使人們談起他說，“異議”的標簽也會掩蓋對他作品的理解。很多中國人，包括生活在海外的華人，並不喜歡他們表現出的對抗 感。當他們變得著名時，往往使這個政權陷入窘態。人們覺得似乎自己剛剛開始分享一個國家的強大給個人帶來的榮耀，這些異議者就要在這些榮耀上抹黑。一種奇 特的心理已經形成，人們可以對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保持驚人的容忍和耐心，卻對質疑者毫無耐心，擔心他們說出的任何話，都會影響整體的榮耀。
但是一個喪失了異議者，或僅僅把異議者推入絕望的國家與社會，最終會陷入可怕的遲鈍與僵化，失去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動力。此刻的中國不正陷入 一種內在的僵化嗎？整個社會看似活躍異常，但仔細探究下去，所有的活動、所有的個體都遵循著同樣的單調邏輯。整個中國擔心焦慮於自己在世界的地位，希望除 去向海外輸出工業産品，還能傳播自己的文化。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長出來的，是不同觀念碰撞而出的，是人們誠實的感知世界的結果。無法如建造大壩、工廠一樣， 去塑造教授、培養作家。
對異議者的排斥，像是給我們的思想套入了牢籠，不可觸碰的禁忌四處標明。思想和想象力，隨之扭曲變形。它也窒息了自我對話的空間。當我們焦 慮於不能與世界對話，總是被西方被誤解時，是因爲我們自己的內部從未進行真正的對話，我們不尊重自己的藝術家和思想者，以及自己社會的創造力。人們利用藝 術與思想，卻從不尊重它，更沒興趣給它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。當我們越進行這種自我毀滅時，越對自己缺乏信任，卻渴望外界、尤其是更強大國家的認可，越虛張 聲勢地希望向它們輸出些什麽。
（作者電郵：edmund.z.xu@gmail.com，更多文章參見 《2009：中國紀事》 ）
【2009-11-27 聯合新聞網】
三峽工程的隱喻（下）
原網址：http://mag.udn.com/mag/world/storypage.jsp?f_ART_ID=223497
政制政體、意識形態控制並未改變，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共産主義陣營國家，匈牙利像是個天堂，它更富有、也更自由，人們說它是「牛肉湯共産主義」。但只有敏銳如米克洛斯才會大聲指出，這是天鵝絨監獄。監獄的鐵欄杆雖然套上柔軟的天鵝絨，但它仍是監獄。
藝術家與知識份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，但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。他們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，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，甚至相互依賴。在這種 情況下，異議者遭遇的挑戰，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壓迫，也來自他的同行、他的讀者與觀衆。他們擔心他的挑戰，會破壞掉既有穩定的局面，危急他們的個人生活， 擔心他們已享用到的穩定和富足再度失去。這種焦慮，會轉變成怨恨和疏離，他們遠離這些異議者，拒絕給他們支援甚至注意力。「絕望的無政府主義是他們保持個 人獨立的唯一方式。」米克洛斯評論說。
權力對比的失衡、溝通渠道的堵塞，是催生無政府主義者的溫床。除去姿態，他們無可依靠，然後他們又被姿態吞噬。戴晴與貝嶺成爲世界媒體關注 的中心時，不是因爲他們的作品，而是因爲他們的姿態。比戴晴和貝嶺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。自從他二十年前寫了一首觸犯政治忌諱的長詩以來，他坐過監 牢，四處流亡，堅持他獨特個人風格的寫作——關於中國底層人物命運的訪談。他的作品出現在紐約的《巴黎評論》這樣的精英讀物上，翻譯成英語和德語，他也是 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邀請的作家，但卻像之前的幾次嘗試一樣，他根本出不了國門。
「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事，我們才能被外界所知。」他不無絕望地說。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，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個更小 的國際市場，沒人知道他的努力。即使人們談起他說，「異議」的標簽也會掩蓋對他作品的理解。很多中國人，包括生活在海外的華人，並不喜歡他們表現出的對抗 感。當他們變得著名時，往往使這個政權陷入窘態。人們覺得似乎自己剛剛開始分享一個國家的強大給個人帶來的榮耀，這些異議者就要在這些榮耀上抹黑。一種奇 特的心理已經形成，人們可以對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保持驚人的容忍和耐心，卻對質疑者毫無耐心，擔心他們說出的任何話，都會影響整體的榮耀。
但是一個喪失了異議者，或僅僅把異議者推入絕望的國家與社會，最終會陷入可怕的遲鈍與僵化，失去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動力。此刻的中國不正陷入 一種內在的僵化嗎？整個社會看似活躍異常，但仔細探究下去，所有的活動、所有的個體都遵循著同樣的單調邏輯。整個中國擔心焦慮於自己在世界的地位，希望除 去向海外輸出工業産品，還能傳播自己的文化。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長出來的，是不同觀念碰撞而出的，是人們誠實的感知世界的結果。無法如建造大壩、工廠一樣， 去塑造教授、培養作家。
對異議者的排斥，像是給我們的思想套入了牢籠，不可觸碰的禁忌四處標明。思想和想象力，隨之扭曲變形。它也窒息了自我對話的空間。當我們焦 慮於不能與世界對話，總是被西方被誤解時，是因爲我們自己的內部從未進行真正的對話，我們不尊重自己的藝術家和思想者，以及自己社會的創造力。人們利用藝 術與思想，卻從不尊重它，更沒興趣給它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。當我們越進行這種自我毀滅時，越對自己缺乏信任，卻渴望外界、尤其是更強大國家的認可，越虛張 聲勢地希望向它們輸出些什麽。
這就是我們的現實。這個國家有如此悠久的歷史，有如此驚心動魄的近代革命，有那麽多活生生的、包含人間悲喜劇的個人經驗，有那麽多彼此交織 的矛盾，倘若能夠自由呈現與探索這些歷程、這些矛盾，這些壓抑、自由和荒誕，它將是人類多麽重要的精神財富。但我們卻漠視這一切，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象 力的人去探索。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後，一場更大的內在危機到來了，最有才華的人主動放棄了這些探索，因爲它知道這些探索注定困難重重，充滿了莫名的危險。他 開始只在規定的路徑上、以被認可的方式來前進。於是，一種致命的平庸最終裹挾了整個社會，其中最傑出的頭腦，也不過是爲西方的價值系統提供了某種中國經驗 和案例，他們展現不了獨特的方法、思想以及事實。
（作者電郵：edmund.z.xu@gmail.com，更多文章參見 《2009：中國紀事》 ）
【2009-11-27 聯合新聞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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